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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除了這次金山衛登入，日軍對中方使用了外交欺騙以外，日軍在這十幾年裡，在國際上還使用了很多次的外交欺騙！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開始，這種外交欺騙就已經開始了。
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透過外交欺騙的手段，在軍事行動上佔得先機！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每次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總是會透過外交的手段，來掩蓋其真實目的，對中國國內和國際上的輿論進行故意誘導。
發生在民國二十一年的一二八事變,就是中日兩國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一次重要交鋒！
在當時，上海就已經成為了遠東著名的國際大都市，西方各個國家在上海，在租界內都有很大的利益牽扯。
本來，這個地方各方勢力錯綜複雜，按理來說，不會輕易發生較大的動盪。
但日本出於整個對華侵略計劃的考慮，還是決定在上海挑起事端。
幾個月之前，日本透過九一八事變,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之後,遭到世界上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的譴責。
於是,為了緩解國際輿論壓力，日本陸軍當局決定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制造一些事端,以引起西方列強的注意,藉此來緩和國際社會對東北佔領區的關注。
為了實現這個陰謀計劃,日本軍政當局互相配合,首先在外交上實施欺騙。這種欺騙手段,在一二八事變剛爆發的時候就表現的非常明顯！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一手策劃了沉陽事變之後,立即向東北各地發起武裝進攻,在不到一週時間內,前前後後侵佔了遼寧、吉林二省大部分城市。
然後又北攻黑龍江,南犯遼西,企圖奪取通向關內的戰略要地錦州,以把整個東北收入自己的囊中。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日錦州失陷,日軍在三個多月時間裡佔領了東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但日本當局自己知道,他們在東北的佔領還只是初步取得了成果。還有很多的城市周邊的小城鎮和廣袤的農村沒有佔領。
可就在這個時候，東北義勇軍的武裝抗日運動已經迅速興起,對日軍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並且隨著日軍侵略程序的不斷推進，全國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也像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讓日本當局感受到了一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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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此刻的國際上也發生了很多對日本不利的事情，中國政府在事變爆發以後馬上向國際聯盟申訴,國聯雖然並沒有採取制裁日本的有力措施,但多數理事國都表示出對中國的同情,這讓日本感到一些不安。
所以，為了儘快的穩固自己在已經拿下的東北各地的政權，在日軍向東北各地發起勐烈進攻的時候,同時也開始在當地加快組建偽政權！
此時,關東軍內部也滋生了一些別的想法，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半年前日本參謀本部要求在東北地區建立親日政權的決定,而是希望能夠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日本滿洲青年聯盟理事長金井章次炮製了一份《東北自由國建設綱領》,關東軍亦擬定了《滿洲自由國設立方案大綱》上報東京當局請求批准實施。
關東軍將校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幾經商議,確定了具體行動計劃,並決定誘使前清末代皇帝溥儀擔任這個政府的首腦。
11月間,土肥原秘密去天津,把溥儀帶到旅順,正式謀劃“滿洲國”的“建國事宜”。
12月初,國聯理事會透過關於中日糾紛的第三次決議桉,決定由國聯組織一個調查團,前來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
為了獲得主動權,日本當局計劃在調查團到達東北以前,造成“滿洲國”已經成立的既成事實。為此,日本關東軍加快了炮製傀儡政權的步伐。
與此同時,日本當局亦指示設在上海的特務機關,要他們在上海製造事端,挑起引發中日新衝突的事變,以轉移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注意力,掩護偽滿傀儡政權順利出臺。
這其中有一個著名的間諜組織就是潛伏在上海的井上公館！這個組織在上海執行了很多刺探情報，綁架暗殺的工作，山田武一就是這個組織的人！
而日本當局之所以會選擇在上海製造事變，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首先,當時的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都市與全國經濟中心,如果上海陷入混亂,那麼中國政府的財政經濟就會陷入一片危機之中，到時候，中方的關注點就會從東北問題上轉移一部分到上海。
其次,上海是遠東著名的國際都市,西方列強在那裡有重要的利益,各種政治與經濟關係又異常複雜,一旦出現戰亂,勢必吸引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日本可利用這一有利時機,一面在上海問題上與列強作周旋,一面可以在東北加快穩定自己政權的速度。
第三,日本在上海有發動事變的實力。上海也有日本的租界,日本的海軍可以在長江和黃浦江上自由行動,海軍陸戰隊具有相當的戰鬥力,當地大批日本工廠和金融機構可作經濟上的支撐,人數眾多的“居留民”可成為尋釁鬧事的基礎力量。
第四,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上海掀起了持續高漲的抗日浪潮,抗日民眾與日本在滬人員的衝突和糾紛時有發生。而這些矛盾衝突,正好也有利於日本特工尋找藉口,製造事端。
直接策劃在上海挑起事端的是日本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他於民國二十年10月初致電日本駐華公使館陸軍武官輔助官、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
對他說:“我們下一步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左去接溥儀來。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
田中隆吉向板垣保證能執行好這個任務,於是關東軍給他送來一大筆活動經費,以便具體策劃。
民國二十一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召集有關將校討論,擬定了一份“滿蒙獨立”計劃,由板垣徵四郎直送東京。
日本陸軍、海軍、外務三省根據板垣的報告,制定了《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決定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
板垣得到訊息,即於1月10日從東京致電正在上海活動的田中隆吉:“‘滿洲事變’按預定計劃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田中接電後,當即在同月18日製造了日僧事件和三友實業社事件,最後終於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
所以，民國21年1月在上海爆發的一二八事變,是由日本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活動。大量事實已經證明,日本策動這場陰謀的主要目的,是要轉移國際聯盟和世界輿論的視線,掩護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便於偽滿洲國這個傀儡政權的出臺。
這就是日本對中國和整個國際開展外交欺騙的初見端倪！
日本戰敗後,田中隆吉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時出庭作證,交代了執行上述陰謀計劃的經過情況。他坦率承認,自己是上海事變的“點火人”,襲擊日蓮宗化緣和尚的暴行也是自己策劃的。
除開關東軍之外,日本東京核心領導層實際上也參與了上海事變的策劃。
據美國記者戴維·貝爾加尼根據戰後獲悉的秘密資料,發現當年東京的“十一人俱樂部”也參與策劃了上海事變,而且這個組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就這個計劃有過密謀。
這個“十一人俱樂部”由日本天皇裕仁身邊的高階文官所結成,以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顯聲和原田雄熊等人為核心,經常為裕仁出謀劃策,並受到裕仁的寵信。
這些人認為，在完成對東北的佔領以前,日本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時期,以便應付好國內、國際的各種問題。經過一番研究,他們擬定了三大對策,亦被稱為“三重陰謀”。
其一是“美元騙局”,透過大規模的侵吞公款的投機買賣,給日本企業界一筆大賄賂,以換取他們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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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假戰爭”,主要是“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
其三是“政變威脅”,主要是嚇唬政府內的溫和派,使他們對滿洲問題不敢吭聲。其中第二項由近衛文麿首先提出的所謂“轉移視線的行動”,最後直接導致一二八事變的爆發。
對於日本軍政當局所策劃的這場陰謀,日本已有不少論著予以揭露和批評。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對一二八事變作了這樣評述:“上海事變是為了把各國注意力從滿洲轉移到上海,以完成對滿洲的侵略而發動的一種策略。由於事變的爆發,世界的關心轉向各國權益交錯的上海,關東軍乘此時機一步步推進了滿洲建國的計劃。”
古屋奎二在對常校長進行長時間採訪並參閱大量資料之後,在所寫的著作中對上海事變這樣評價:“一二八淞滬事變是日本海軍在中國的心臟部位所發動的軍事行動,這個行動,和在東北發生的九一八事變並非沒有關聯,雖然沉陽和上海之間的距離有1400公里之遙,但實質不能不說是出於同一構想,而且有密切聯絡的一連串事件。日本軍部是以一二八事變來轉移國際間對於東北方面的注視,而乘機制造出偽滿州國。就這一方面來說,可見一二八乃是為了侵略東北而故意策劃的一種‘羊動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