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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阿姨紅姐又上線了。
這一章聊一聊讓人心疼的女人中的優秀女人張幼儀和張愛玲，兩個女人如此甚好，可惜沒有選擇無條件愛她們的人。
她們總是在幫助別人，無論生活還是在愛情裡，也是不能欠人一點點 。
《小腳與西服》裡寫，張幼儀和徐志摩離婚很久後，有男人向她求婚，她的反應是：“我能幫他做什麼呢？能不能幫他成功？”好像如果她不能做到的話，她就不配被愛。
從小就沒有得到過無條件的愛的人，不能欠人一點點。接受別人的施與總會覺得何德何能，恨不得當場兩清。
想起張愛玲也是這樣，雖然她自負天才，但日常中配得感並不高。看她自傳體小說《小團圓》裡兩段戀情，她都非常被動，第二段尤其是，動不動就說自已“殘花敗柳”，對於兩個人的未來，不敢多問一句。
她也不能欠人錢。做她的債主，好的一方面是她一定還你錢，壞的一方面是她還你之錢，你的呼吸，她都覺得是在催債。
宋淇鄺文美夫婦是張愛玲最親密的朋友，友誼綿延四十餘年，他們幫張愛玲接劇本談合同看新作，往來書信幾大本，張愛玲則將遺產留給了他們。
縱是這樣的友誼，也曾差點翻了船。1962年元宵節前夜，身在香港的張愛玲寫信給賴雅說：“他們（宋家）不再是我的朋友。”何以弄到這個地步，張愛玲之前的信裡也有寫：“宋家貸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壞了他們與我多年的交情。”
1955年，張愛玲去美國前跟電懋公司借了一筆錢，宋淇是保人。1960年2月8日，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
“收到你一月底的信，知道再耽擱下去使你們誤會我是不是不高興寫。其實上封信裡說的都是實話，欠公司的錢與欠私人的一樣，怎麼能憊賴。後來再回想離港前的情形，已經完全記得清清楚楚，預支全部劇本費，本來為了救急，誰知窘狀會拖到五年之久。目前雖然不等錢用，錢多點總心松一點。如果能再多欠一年，那我對公司非常感激，因為仍舊迷信明年運氣好些。這是根據十三年前算的命。”（《張愛玲私語錄》）
沒有查到鄺文美1月底給張愛玲的信裡寫了什麼，是不是傳達出代公司向張愛玲催債的意思。
張愛玲說“後來再回想……”“已經完全記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一度記憶模糊？而她託鄺文美向公司致意，請求再寬限一年，想來也是艱於啟齒。
一年之後這筆錢並沒還上，1961年2月21日，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說：“我這朋友極少的人，在我這方面是不拿你們只當朋友看待的。雖然因為欠著由你們經手的一筆錢，有點覺得虧心，我總認為是暫時的事。”——在她看來，愛一個人愛到跟他拿零花錢的程度，是非常嚴苛的檢驗。同樣，若無其事地欠著朋友的錢，也是對這友誼的檢驗。信裡她的意思似乎是宋氏夫婦在她眼裡不是普通朋友，已經透過這檢驗，但她還是“有點覺得虧心”。
老阿姨紅姐時常感覺，張愛玲的心，她似乎已經觸控到。紅姐特別理解張愛玲骨子裡的要強，對愛的虔誠。
張愛玲生平最怕的，就是欠人錢。《小團圓》裡，情人給女主一筆錢，明明白白地講：“經濟上我保護你好嗎？”雖然數額不是“520”或者“1314”，但很顯然，是不用還的生活費。
可她做不到不還，尤其在他失勢之後，她總覺得他句句話都在暗示自已還錢。他明明罵同事“良心壞，寫東西也會變壞的”，“九莉知道是說她一毛不拔”。
兩者之間好像沒有這麼強的關聯吧？
她對這筆債務太耿耿於懷了，不管什麼事，她都能曲曲折折想到“還錢”上來。但她心如鐵石地想：“嚇不倒我。”
她鐵了心不還錢，不是她貪婪，而是在她的債主排行榜上，情人名列第二，第一位是她媽。
當年九莉從父親那裡逃出來，投奔她媽，花了她媽不少錢，讀書，看病，聽上去都是當媽的義務，但她媽並不這麼看。她媽是個界限感很強的人，人生計劃裡原本沒有養育她這件事，九莉投奔過來是突發事件，母親覺得女兒害自已破費了。
這個敘述有現實基礎，張愛玲《私語》寫：“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
九莉把金子還給母親時，母親哭了，當年抱怨歸抱怨，並沒有指望她還。但九莉輕鬆了，她不想做那個一直被審視被懷疑是不是“值得”的人。
情人的錢，後來當然也是還了。
但欠電懋的這筆錢有點難辦，張愛玲原本寄希望於給電懋寫《紅樓夢》劇本掙點錢，但電懋擔心邵氏搶拍《紅樓夢》，拿到張愛玲寫的劇本後遲遲沒做決定。宋淇權力有限，夾在張愛玲和公司之間，有點難做人，他不是長袖善舞之人，表情就有點嚴肅，敏感的張愛玲解讀為“每天都有生氣的反應”，聯絡到那筆債務上去。
這種無言的對峙，一直延續到張愛玲離開香港時，不過張愛玲在香港的最後十來天是住在宋淇家的。張愛玲跟賴雅說：“他們不相信我的劇本，我不相信他們付費，拒絕多花錢住旅館。一團糟，卻為此生最不愉快五個月的適當結局。”
宋淇之子宋以朗回憶：“我需要讓出睡房給她住，我住客廳喂蚊子。她給我的印象很簡單，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視卻不戴眼鏡，看東西需要俯前，喜歡吃隔夜麵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間寫作，偶爾出來一起吃飯，與小孩無甚交流。”
就是互相躲著，另外，連人家小孩都不願敷衍，這是真的不想好了。
這筆錢後來什麼時候還上的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回到美國後，和宋家的友誼漸漸還是恢復了。應該是因為宋氏夫婦一如既往地赤誠待她，繼續幫她接洽各種業務。
1962年底，宋淇離開電懋，張愛玲的同學翁美麗的丈夫正好也在電懋，張愛玲開始跟他合作，這件事讓宋淇不太高興，但待她之誠未有改變。1965年，宋淇熱誠地將張愛玲推薦給出版商平鑫濤，解決了張愛玲後半生的經濟問題。
1966年，張愛玲委託夏志清幫她談電影版權，說：“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為了從前我寫劇本的事夾在中間受委屈。”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想明白的。
張愛玲處理人際關係，慣於決絕，對母親，對弟弟，對炎櫻，皆是如此。她小說裡的人，像《半生緣》的世鈞和曼楨，《多少恨》裡的虞家茵，《金鎖記》裡的長安，也是稍有嫌隙就想著撤退。
她和宋氏夫婦的關係是難得的例外。因宋淇和鄺文美無條件地對她好。張愛玲在他們這裡，得到了在親人和情人那裡沒有得到的愛和信任，讓她放鬆下來。在處理這一段關係時，她變得有彈性了，可以承載不完美的那部分。那一番波折，宛如淬火，讓他們彼此知道了對方的底線，從此莫逆於心。
誰說朋友間不能借錢？借錢，不但是考驗，還是修行呢。
1985年，宋淇長期收不到張愛玲的信，有點著急，託在美國的水晶打聽，為了說明情況，將他和張愛玲的通訊附上。哪想水晶沒去找張愛玲，而是寫了一篇《張愛玲病了》，赫然引用了宋張兩人通訊原文。宋淇大為震驚，和鄺文美各寫了長信，百口莫辯地解釋、道歉。
這次張愛玲回信了，說：“有一天在夕照街頭走著，想到Stephen（宋淇）也說不定此刻已經不在人間了，非常震動悲哀。我說過每逢遇到才德風韻俱全的女人總立刻拿她跟Mae（鄺文美）比，之後，更感嘆世界上只有一個Mae。其實Stephen也一樣獨一無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與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藝復興時代的博雅之士）。”
她沒有提水晶，但已經回答了宋氏夫婦的擔憂，這回答就是寶玉說給黛玉聽的那三個字：“你放心。”
人世無常，像這樣的人再難覓，任何事和你們一比，都無足輕輕了吧。
張愛玲曾經不僅將自已全部的情感都寄託在胡蘭成身上，甚至還用自已辛苦賺來的稿費去養活胡蘭成及其情婦。她對胡蘭成可謂是一往情深、死心塌地，但胡蘭成卻並未珍惜這份深情厚誼，反而四處留情、風流成性。然而，即使面對如此不堪的局面，張愛玲依然選擇默默忍受，不離不棄地守護著這段感情。或許正是因為她太過痴情，才會讓自已陷入這樣無法自拔的境地。
紅玫瑰白玫瑰……
張幼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她始終默默地肩負著徐家龐大的產業重擔。從早到晚，她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辭辛勞地處理各種事務。無論是家族企業的日常運營管理，還是與合作伙伴的商務談判，她都親力親為，展現出非凡的才能和智慧。
在這個充滿挑戰和競爭的商業世界裡，張幼儀憑藉著堅定的信念、卓越的領導力以及對家族事業的熱愛，成功地推動了徐家產業的蓬勃發展。她不僅注重傳統業務的穩健經營，還積極開拓創新領域，引入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使得徐家產業煥發出新的活力。
然而，這背後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壓力只有她自已知道。面對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和人際關係，她需要時刻保持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的決策能力。同時，還要應對來自各方的質疑和困難，但她從未退縮過一步。
正是因為有了張幼儀這樣堅強而有擔當的人，徐家的產業才能夠蒸蒸日上，成為業界的佼佼者。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叫做責任與使命感，也為無數人樹立起一個值得敬佩的榜樣。
《人間四月天》裡，劉若英飾演的張幼儀真是傳神，氣質內涵，女人都欽佩和喜歡她。
老阿姨紅姐心疼張幼儀，心疼男人對她懷孕後，讓她把孩子打掉的無情……
張愛玲、張幼儀這些女性，可謂是女人中的翹楚，擁有著如木蘭般堅韌而溫柔的內心。或許，上天賦予了她們獨特的天賦和品性，但卻未能給予她們足夠的愛情滋養。然而，正是這樣的境遇，讓這些女子明白：女人要學會自我疼愛、關愛自已，因為自身本就具備無盡的美好與力量。
她們在歲月的長河中獨自前行，用智慧和勇氣書寫著屬於自已的人生篇章。即使面對生活的種種困境和挫折，也始終堅守著內心的那份寧靜與從容。她們懂得如何照顧自已的身心健康，追求內在的成長與進步；她們善於發現生活中的小確幸，享受獨處的時光，培養自已的興趣愛好。
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裡，女人常常被各種期待所束縛，但其實每個女人都應該像張愛玲、張幼儀一樣，勇敢地去擁抱真實的自我。不要依賴他人來填補心靈的空虛，而是要憑藉自身的努力去創造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世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我價值，綻放出獨一無二的光芒。